“一天想放弃这份工作800次” ！这些关于生命的故事让人心酸

3月30日上午，江西省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园内举办了一场清明缅怀诵读会，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向长眠于此的捐献者们致哀，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思念。这是一次特殊的团聚。有人用力、反复地抚摸着碑上的某一处名字，仿佛这凹凸不平的触感就是亲人生命延续的见证，仿佛这样就能让想念止于哀伤、臻于慈悲。

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有人路过，却被诵读声留住脚步，听着故事就落了泪，这些选择在生命之火燃尽之时为他人无私献上生命礼物的捐献者们，岂止是“伟大”二字可以形容。

这是一次大爱的传递。有人默默做出了决定，甚至在现场就拦住身边穿着红十字衣服的工作人员，咨询如何登记成为一名遗体器官捐献者。

记者捕捉到了这样几个身影：单若毅，江西省红十字会人道救助服务中心工作人员，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13年，他曾自嘲说“一天想放弃这份工作800次”；

钱爸爸和钱妈妈（化名），遗体器官捐献者家属，半个月前他们因车祸离世的8岁儿子成了纪念碑上的一个永恒的名字；

邹德凤，江西省红十字志愿捐献者之友协会会长，从事志愿服务近30年，她不但把自己“捐”了，还发动千余人填写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……

他们只是为器官捐献事业鼓与呼的人们的一分子。讲述他们的故事，或许能让社会对器官捐献多一分理解、少一份质疑，让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、眼疾失明患者重获新生。

这是单若毅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第13个年头。这些年，他见证过五百多次的生离死别，经历过无数次的难以启齿和想要放弃，却最终被这些凡人英雄所感动而坚持下来。

2008年，单若毅从临床医学专业毕业，应聘到江西省红十字会，从事遗体器官捐献工作。但他很快发现，这份和专业有关的工作并不轻松。

“刚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做什么，直到一次培训被拉去看人体组织捐献取材，和上学时的解剖课完全不同。那时候不知道，这是在为以后见证捐献做准备。”单若毅说，协调员需要在手术室用镜头记录下器官摘取的全过程。

2010年，江西省成为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的试点省份之一，单若毅正式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。他开始在全省各地跑，最常待的地方是各家医院的ICU，工作内容是在医院认定脑死亡或心死亡后，也就是家属最悲痛的时候，询问他们是否能捐献出亲人的器官。

和遗体捐献有所不同，器官捐献对捐献者的要求更高，需要器官保持一定的活性，因此，器官捐献者往往都是因为意外离世的。不少器官捐献者家属在接触协调员之前，从未听说过这个词。

“尽管心里演练了无数次，也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能救人命的好事，但在那样的氛围下开口还是会痛苦。无论多少次，情感永远不会麻木。”单若毅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这份工作。最想放弃的一次是在逝者家中被两个孩子抱住双腿的瞬间。

当时单若毅和逝者的一名亲属赶到逝者家中去做其他亲属的工作。“刚进门就被两个孩子抱住腿喊‘叔叔，救救我们的爸爸’。孩子们以为我是医生，能救他们爸爸的命。当时心像针扎一样，直接哭得稀里哗啦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最后协调的工作是那名亲属完成的。”那是单若毅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个刽子手。

他忘不了那位捐献了丈夫遗体的老太太。那时他刚把遗体安放在接运车里，准备和老太太告别，老太太突然就跪下了。“那是第一次被白发苍苍的家属跪，当时整个人都懵了。她说的话我现在都记得——‘照顾好我老头子的身体，他怕疼’。”单若毅说，那一次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和责任，他要对得起这些家属的信任。

还有一位捐献者母亲，做出捐献自己脑瘤过世的女儿器官的决定后被村里人风言风语，说她把孩子的器官卖了，卖了近百万元，全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。单若毅问她，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？她说：“不后悔，因为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。”单若毅又问，什么样是好报？她说：“女儿出殡那天天气很好，天很蓝。”单若毅说，那一次他遇见了宽容。

每一个成功的捐献案例背后，除了捐献者本人的意愿，都离不开一个家庭的支持。一个人最多能捐献9个器官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份无私大爱可能挽救9个濒临破碎的家庭。

记者注意到，单若毅每说到一个难忘的捐献案例时，嘴角都会露出一个干涩的笑容。这仿佛是一个印记，多年的工作经历造就的他的保护色。单若毅说，面对着即将失去亲人的绝望，怎么开口？怎么协调？或许，最该协调的是自己的眼泪。

截至2020年，全国已有2800余名像单若毅一样的专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。他们在愈加完善的法律赋权与监督之下，成为生命“信使”，让人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在生死面前得到升华。单若毅说，坚持是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应该被纪念，也许生死不可协调，但爱与奉献将永生不灭。